原创巩淑云农民日报

“谁他爹咔倒（摔倒）好几次了，也没发烧，谁知道是不是啊？”

“去打一针，打一针就好了！”

“俺今天开始进原里（地里）干活了，前几天还被它给撂倒了嘞。”

……

如果这是一场关于农村经历疫情的电影，我会把这些来自北方农村的话一句咬一句地作为毫无背景音乐的开场，在文艺上可能会取得先声夺人的效果，但是在现实中，这些话的发出者身上，正在承载着疼痛、忍耐以及与病毒的种种抗争。

村道旁边就是亟待侍弄的大棚。

年最后一个月的最后几天，疫情考验着村民们的身体，也考验着农村基层医疗储备和水平。大地一般地承受，就像他们无声地经历洪水、干旱等灾害一样，极尽办法之后，默默地又开始了以往的生活。接受采访时，村医们还哑着的嗓子不仅代表着他们刚刚经历过病毒的侵袭，更代表着他们曾在疫情高发期，用有限的储备，在和一天百十号村民带来的病毒贴身肉搏。

突如其来

12月10日，在北京的文洁抗原自测阳性。那时候周围已经有不少阳性同事，她并不担心自己，却不由得担心起老家的亲人们。于是，文洁用外卖的方式“点”了一些药物送到家。当看到一些药显示库存就几件时，她开始在家人群里提醒大家备药。正好那天，在县城照顾孙子的文洁妈妈因为核酸混阳，家里被贴了门磁。一天几份药送到，因开门次数过多，导致文洁妈妈受到了防疫人员的严厉批评，文洁妈妈又把这份批评转移给了文洁：“俺自己啥药买不到啊，用不着你千里遥远地瞎操心。”

为了孙子的健康，文洁妈妈慎重地把酒精塞出门缝，对着外卖纸袋喷了又喷。又在门缝里把包装扔掉，边扔边跟孙子嘀咕：“你说奶奶那一管里谁是阳性啊，是不是刚回来的大学生？要是传染了可怎么办嘞？”

文洁妈妈跟村里的很多老人一样，他们不知道德尔塔、奥密克戎，也不知道什么毒株、什么变异，他们只知道这几年笼罩在头顶的这个病叫“疫情”，而叫“疫情”的这个病在年过年时是会死人的。

知道妈妈还在被严厉训斥，文洁对妈妈受到的这份“保护”感到一点安心。就是推算着随着返乡潮，老家可能会在春节经历疫情时，文洁因为又没法回家过年而感到一些遗憾。

可是，哪里等到春节，还没等文洁恢复味觉，文洁的爸爸就中招了。接着家人群里，表姐、堂姐、姑姑陆续出现症状。

每当下瓢泼大雨时，文洁的妈妈都会重复小时候的经历：那年的雨像老天爷直倒下来一样，眼看着河要决堤了，大家吓得哭声一片。洪水就要来了！于是家家开始生火，把一直不舍得吃的白面都烙成了饼。然后找一根长绳子，把一家人都栓在一起。就算被大水冲跑，也得全家人在一起。

这次疫情，就像那年的大雨一样，来势汹汹。

文洁虽然身在北京，但是她也在村里的小队工作群里。粗略统计了一下，群里通知全员核酸、拉网式核酸、区域核酸等方式，从年4月份开始，村里共进行了近轮核酸，从10月份以来几乎每天或隔天就做一次。12月中旬开始，核酸变成了愿检尽检。有一天，文洁妈妈特意告诉她村里的核酸棚子拆了。

刚开始做核酸时，村里一些老人以为像查体一样，所以早早地等着。等第二次做的时候，老人失望地对“捅嗓子眼”的说：“唉，上回你们啥也没做出来啊……”防疫人员哭笑不得：“俺那大娘哎，做出来可就坏喽。”

文洁的姥爷。

渐渐地，大家已经习惯了核酸。突然不做了，心里反而没底了。“我听说大城市都不管了，咱这里也不管了吗？”“这要是不管了，跟瘟鸡一样，一下子‘扑棱’了怎么办呐？”村里的人议论纷纷。

“最严重的时候是阳历年前一个星期吧。一天能来百八十口子，咳嗽的、喘的、发烧的，从早到晚屋里吭吭咔咔的。”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辛集镇东南庄卫生室的村医徐凤迎说。

文洁有位同学在一个县城的政府机关工作，刚刚转阴复工，疲惫地直摇头：“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只3天的功夫，整个政府大楼几乎阳遍了。这不，我们体质好的人开始上班了，晕晕乎乎的，当务之急是研究元旦期间怎么保供。”

比东南庄大很多，刘庄子卫生室是为附近几个自然村配备的，条件相对较好，有两位医生、两位护士。因为村医刘焕奎医术较高，擅长中医，有时候县城的人也会排队到他这里抓中药。12月中旬开始，一周之内，这个卫生室就接诊了近千人。人手不够怎么办？村里的两个学护理和临床医学的返乡大学生也加入了诊疗队伍。接诊强度极大，卫生室的6个人也很快发起高烧，纷纷累倒了。无奈之下，12月25和26号，他们不得不暂停接诊。“不撑劲了，确实是不撑劲了。”刘焕奎说。

药，药，药！

文洁给家里外卖点药时，妈妈还说啥药都能买到。可是还没等门磁摘掉，县城里什么药都买不到了。文洁的姑姑还算幸运，买到了一盒退烧药，虽然从没听说过那个牌子。退烧药没买足，于是乱七八糟的其他药买了一兜子，仿佛买得越多，心里越踏实。文洁的妹妹曾经做过微商，说儿童版美林布洛芬混悬液早已经被炒到块钱一瓶。

县城里很多没有阳的，会选择喝中药预防，所以很多中药店门口排起了大长队。也有人转发一些偏方，比如喝黄豆水。文洁的姑姑在有症状的第三天出现肠胃不适，文洁也搞不清楚是药的副作用引起的，还是因为黄豆水喝多了。

“骨头疼，肉也疼，骨头和肉长不到一块了。”12月22日，文洁的表姐明艳在群里说全家都发烧了，6岁和15岁的两个儿子烧得直“打摆子”。明艳翻箱倒柜找出来一瓶布洛芬，可能是过期了，吃了没管用。她在另一个镇上经营一家快递点，有人找她发快递，她告诉客户说自己可能阳了，发烧，先别来。那个人说他也阳了，顺道给她送点安乃近，那个效果好。明艳说：“怪喜人的，挺好。送来的药我们吃了，出了汗，烧得就不那么严重了。”但是明艳不知道，安乃近儿童不能服用。对此文洁很生气，质问表姐明明很早就让大家买药，为什么不听呢？“我这当妈的不合格，没给孩子备药。可是你不知道啊，要是想买10种药，俺这里能有1种就不错了。”

据村里医生说，退烧、止咳、抗病毒、抗生素类药品，是被严格管控的“四类药品”，而且农村这几年不让任意接诊发热病人，所以村里人嘴里说的“药社”，也就是村卫生室，应对新冠的药非常有限。

东南庄村卫生室里输液的人。

“也不止我们这里缺，北京那些大城市不也缺？缺了就想办法呗，病状基本就是头疼脑热感冒发烧，没有布洛芬和连花清瘟，那咳嗽就开点止咳的，头疼开点止疼的，还有安乃近。”徐凤迎说。

记者采访了两个村诊室，情况大致如下：前期口服退烧药不多，尤其高峰期，也就是12月20号到27号左右，是不够的。相比口服退烧药，卫生室的针剂还比较多，但是村医们一般不给输液，因为观念有所改进，不像前些年输液那么普遍了，除非很有必要并且病人强烈要求。这个“很有必要”就很难拿捏，因为要输液就说明比较严重了，可是那些看起来很严重的，尤其是有基础病的老年人，他们会比较慎重。“老年人难办点，咱一看就知道看不了，就让这老人赶紧去上边看，别给人耽误了。”所以相对来说，打小针的比较多。刘庄子基本不给病人打针，主要是让大家吃药，而东南庄打针相对较多。病人一般是一天打两针，打个两天，基本就能好。因为症状基本类似，头疼、咳嗽、发烧，所以针剂主要是氨林巴比妥、小柴胡和林可霉素。

到12月底，上级卫生院开始调拨一些口服退烧药，布洛芬一天能保证两瓶（一瓶片）。

文洁说，农村的疫情变化就像疫情来的时候一样，一切都太快了。比如今天她还在为农村诊所扎堆输液和打小针担忧，明天老家一些村医可能就已用药将高烧迅速逼退，让很多人看似平稳地度过了险情。可是，长久来看这些药的影响还不得而知。

一些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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